请示与报告的区别（报告与请示有哪些不同）
请示和汇报的区别(汇报和请示有什么区别)
中国革命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首先在农村建立了一批相对独立的根据地，然后把根据地整合起来。最后夺取大中城市，实现民族解放。是根据地的发展和扩大，使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越来越可能。
由于这些根据地大多远离中共中央，被敌人分割，各根据地需要独立解决自身发展的重大问题，如财政、经济等，因此在各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这种相对独立的工作环境，固然可以充分发挥根据地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也容易导致一些干部的“地方主义、经验主义的不良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的不良作风，多报成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和缺点)的不良作风，对原则问题漫不经心、考虑不周、处理不周密的不良作风， 不愿意认真学习中央文件，甚至直接违反中央文件某些规定的不良作风仍然存在”。
1947年，以晋冀鲁豫野战军进军大别山为标志，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根据地分割局面开始打破，根据地即将连成一片。在这种情况下，克服以前各根据地各自为政的现象，加强中央的权威，加强全党的集中统一，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作为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一步，就是建立党内报告制度。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做，不要让书记替你做)，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全面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该地区军事、政治、土改、整党、经济、宣传、文化活动的动态，活动中的问题和倾向，以及解决这些问题和倾向的办法。”。要求“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纠正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坏习惯”。“野战军和军区首长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而且按照过去的规定，要做好每月的战绩报告、损失报告和兵力报告。从今年开始，他们要做一个全面的政策报告，每两个月请示一次。”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电报，并对报告制度作了补充规定，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下级的一切关于政策、策略性质的指示和答复，同时报送中共中央。每一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都有义务和权利单独向中央委员会或中央主席报告自己的意见。
1948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各战略区域“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要的权力统一于中央”。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电报中强调:“随着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直接走上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种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政策和战略上，在军事战略和重大战役上，在经济上和政府管理上，在几个大的方面完全统一。然后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考虑在军队的建立和供给、战役和作战的配合、政府的经济和行政(那时必须建立中央政府)等方面的更大统一。”同时要求“地方领导同志必须迅速完成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这些规定对保证全党的集中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坚持建立报告制度。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未能及时向中央作出全面报告。毛泽东于1948年3月25日和8月9日两次致电东北局，给予严肃批评。8月13日，东北局提交了一份综合报告，但内容比较简单。8月15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再次批评东北局有关领导对报告的请示。“心中有一种不守规矩的思想”。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引起了东北局的注意，并立即召开会议进行检讨。8月15日和19日，他向中央提交了一份综合报告和一份审查报告，承认“为了按时向中央作报告，没有提到政治组织原则。”“没有充分认识到不按时向中央报告是政治上的错误，也是组织上的违纪。”今后将“保证定期向中央报告”，“继续同各种不守纪律的思想作斗争”。8月20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书记林彪，强调:“一定要有这样的报告，这样的报告多了，才能看到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写这类报道的同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写的时候既要联系每一个具体问题，又要脱离每一个事务，多思考一会儿全局和共性。这种思维对于一个领导同志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这种思维，领导工作就会失败。”8月22日，毛泽东又复电东北局，称“你们的检讨是有益的，可以使你们走出被动状态，取得主动”，认为加强纪律建设是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心环节”。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九月会议”)，主要议题是“军队要前进，生产要增长一寸，纪律要加强，革命要无敌”。毛泽东指出，要切实纠正从中央机关和中央代表机关到全国各地消息不通的现象。“在战争的第三年，应该在全党全军中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九月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局、前委向中央报告制度的决议。其宗旨是“适应当前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保证全党全军各项政策的完全统一和军事计划的圆满实施，克服目前党的武装力量中存在的一些严重的无纪律或无政府状态”。决议对“哪些决策权属于中央，哪些必须事先征求中央同意，经中央批准后才能实行，哪些必须事后报中央审理”作出了具体规定。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一年中共中央制定的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对于克服长期游击战争形成的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加强各级干部的组织纪律性，保证党的集中统一，起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