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卖袜子(最便宜的袜子批发市场在哪里)
图为浪莎集团总部。本报记者黄海波摄
杭州村口袜子生产历史介绍。本报记者黄海波摄
蒙娜袜业公告栏。本报记者黄海波摄
许宁(左)介绍袜机生产的鞋面。本报记者黄海波摄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记者黄海波)12月7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如何打造中国袜业品牌高地》的报道。
中国哪里的袜子最贵？即使在行业内部，也很少有人说。但是中国最大的袜子在哪里？义乌会是同样的答案:浪莎、蒙娜丽莎、李芬、博纳斯、曼姿……大部分袜业老板都“盘踞”在这里。
作为县域经济的“尖子生”，义乌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有7.5万家商户。受益于小商品市场聚集的信息流、渠道流、人才流，一批义乌袜业企业脱颖而出，进而带动浙中腹地一角成为中国袜业品牌高地。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义乌袜业企业主们率先尝到了做大做强的“甜头”，也先于对手摸到了行业的瓶颈，感受到了突围的艰辛。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日深入义乌采访了不同年代的义乌袜业企业负责人，从他们的创业过程中感受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
(小标题)杭州村的袜子
回到行业的起源，可以更好的理解它的发展脉络。
义乌最早的本土袜业老板，既不是浪莎的翁，也不是莫那的宗，而是义乌农村杭畴村人。
1989年，杭州村的村民冯听说养珍珠更有利可图，当时他已经是一名专业织袜工人。他把20万元“扔”进池塘，三年后就能“捞”回100万元。
没想到，珍珠还没成熟，市场就发生巨变，全村亏了几千万。
“十年做袜子赚的血汗钱都赔进去了。”回想起这段失败的投资经历，老冯依然懊恼不已。
杭畴村位于义乌市义亭镇，距义乌小商品市场20公里。村口的宣传栏上写着“义乌市场袜子生产发源地”。
60多岁的冯拿出一叠卷边的印刷品，把杭畴村的袜子复原了。
早在1978年，冯和另外两个村民悄悄地买了几台手摇织袜机，在下一个乡镇开办了一个小型袜厂。谁知道，第一年就赚了三四百块钱，比在生产队的三年还多。
当时一双棉袜值多少钱？
距离杭绸村不到100公里的诸暨市大塘街道，是世界上最大的袜子产地，被誉为“世界袜子之都”。据当地人回忆，1980年左右，他们利用上海国营袜厂的关系，悄悄买断织袜机，一双织好的尼龙袜能挣一块钱，而生产队一天才四毛钱。
四年后，义乌做出决定，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允许农民进城做生意，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城乡市场开放，允许多渠道竞争。义乌，一个“一路七灯，一声号角响遍全城”的贫困县，从“集市”上端起了那碗饭。
这一年，冯又把袜厂搬回杭畴村，一口气借了3000元，添置了十几台手摇袜机。
“摆摊卖袜子的时候谁不知道我们村！”冯认为翁曾经找他加工袜子。
1985年，老冯率先购买了5台国产半自动袜机，每台售价六七千元。村子里做袜子的人越来越多。“雇一个工人也很简单。对方培训前交了200元押金，有时甚至要找关系来上班”。
机器多的时候，计价器总是跳闸。大家开始买柴油发电机，停电了就开始“突突”作响。
杭畴村的老人还记得当时袜子和发电机的“火力全开”。
村民陈根元回忆说，顾客从四面八方涌入村子，提着现金抢货。村信用联社主任亲自上门，大喊一声:“大胆！”
陈根元当时拥有15台织袜机，在村里算是一个胆大积极的老板。
1989年前后，村民听说养珍珠比织袜子赚钱，一阵风似的投入到珍珠养殖中。
“花10块钱买个珍珠贝，养两三年，就能卖到100块钱。”说起这件事，陈根元拍了拍大腿，显得有些激动。“我当时真的信了这么好的事情！最后2块钱清仓，我前前后后亏了40多万！”
珍珠风暴吞噬了杭畴村的财富，织袜机的声音变得沉闷。虽然若干年后，这里恢复了以前的袜业规模，但做大做强的机会已经失去。一批在市场摆摊的年轻人接过了义乌袜业发展的接力棒。
(字幕)“中国袜王”在练习亭
在义乌小商品世界，袜子是最重要的商品之一。
在展现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的电视剧《鸡毛飞行青少年》中，女主角罗玉珠去国营工厂抢袜子，男主角陈江和利用自己的商业天赋，以一只空 …的价格卖出了数万双滞销的袜子，袜子承担了剧情，也显示了其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
就像剧情一样，义乌商贩四处游荡折腾玩具、相册、袜子等。，最后发现袜子是最赚钱的生意。然而，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发现，只靠卖国外产品赚差价，货源往往被别人控制。
当时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加速向内地转移。1993年，义乌顺势实施“贸工联动”战略，引导商业资本投向工业制造业。一批在市场上赚了大钱的袜子经营者转而开办袜子厂。销售袜子已有10年的宗谷音(音译)向台湾的一家供应商订货，但却遭遇了涨价。一气之下，他用现金买下了那块地，创办了梦娜袜业。1995年，袜厂200多台袜机同时投产，是台湾省老大的两倍。
与此同时，刘投资400万购买了20台织袜机，在家里开办了一家袜厂，并给它起了一个洋名“李芬”。
1995年，已经从代理广东牌袜子开拓销售渠道的翁，和哥哥一起创办了浪莎袜业。如今，浪莎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袜业企业，拥有袜机近万台，在业内被称为“中国袜王”。
在义乌，贸工联动的蝴蝶效应不仅限于袜子。同样是在1995年，周晓光夫妇投资700万元创办了珠宝厂，迅速成长为国内珠宝行业的龙头企业；楼“经营”商机，把一根小小的稻草做成上亿元的产值…这些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义乌商人，在地摊上“练兵”，在工业繁荣中“脱胎换骨”。
义乌和诸暨之间的距离是50多公里。作为重要的袜子生产基地，发展路径大相径庭。
上世纪80年代初，在诸暨市大塘街附近，路边用篮子卖袜子的商户经常被有关部门查出来，很多人被迫转移到率先开放小商品市场的义乌。
义乌多位商户回忆，一些义乌商贩为了批发诸暨的袜子，“买通”路口的设卡人员，将诸暨的袜子销往全国各地。
这种“大唐制造，义乌销售”的格局依然存在:义乌大量袜业企业选择在诸暨下单，诸暨大量袜业企业将义乌视为“出海”港口。
义乌市袜业协会秘书长金办公室狭小，却是义乌袜业企业判断市场风险、分析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
“相比其他产区，义乌袜子走的是中高端路线:一是设备优势强，进口设备比例高；其次，它有着无可比拟的品牌优势，浪莎、梦娜、、宝纳斯等中国袜业的大品牌，几乎都在义乌……”金说。
(小标题)为什么是“抬头”
1997年，随着香港回归的火爆，陈根元把袜机改装成手套机，在手套上印上紫荆花图案，比袜子卖得好很多。村里的人赶紧效仿，逼着陈根元把手套机改装成帽机，后来流行成牛头帽。
“我动手能力强，织袜机滚来滚去，日子过得不错。”在村办公室，陈根元说起精彩之处，方言不自觉地跳了出来。
在品牌建设上，冯的想法更为前卫。悉尼奥运会开幕前两年，冯注册了“五环”商标。虽然它未能像预期的那样在袜子上印上五环图案，但“五环”牌袜子在开往东北的火车上相当受欢迎。
冯回忆说，在车厢里，促销员拿着针耍把戏，烧了，还“蹂躏”他的“五环”牌，以验证质量是否过硬。
与奥运会结缘的宗砸下500万美元，获得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袜子产品的独家赞助商资格。为了让200多家供应商和渠道商见证签约仪式，梦娜一口气包下了北京饭店的200多个房间。
赞助奥运会慷慨的背后，是企业对品牌价值的追求。
当时，这家来自义乌的袜业企业拥有国内最先进的袜机，成本控制和产品质量领先同行。但从代工的角度来看，这些并不代表产品能卖个好价钱。
资料显示，当时梦娜代工出口美国的袜子每打5美元左右。虽然比国内其他企业高了一点，但和每双6美元的零售价相比，差距非常明显。
浪莎创办前，游历四方的翁金荣就意识到，男装、女装、衬衫、领带等都有名牌，但是袜子没有名牌。“我们投资袜子的原因是为了做出中国最好的袜子”。
为了做出最好的袜子，浪莎从意大利引进了最先进的机器。1996年，在一片反对声中，浪莎花重金在央视投放了国内袜子企业的第一个广告。
莫娜几乎同时跟进，两人甚至在央视热门节目的广告时段直接“交锋”。
2002年，比浪莎、梦娜更晚创立的Bonas，强力邀请国际巨星李玟代言，开创了国内袜业企业请名人代言的先河。
“那时候我们一年才挣1000多万，却敢拿出400万给明星代言。”宝思集团总裁洪莉莉回忆，“这次投资不亏，人气一炮而红。”
继李玟、张柏芝、徐熙媛、林志玲、杨幂、孙俪之后，又有许多美女入驻义乌，为袜业企业代言。
很多研究民营企业的学者试图从多个角度分析，为什么诸暨袜业先于义乌起步，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却没能成为义乌这样的大牌聚集地？吉林辽源的袜业总产值已经形成了对义乌的赶超之势，并且拥有比义乌更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政策环境。为什么还停留在贴牌加工？
洪莉莉认为，以博纳斯为例，能一直站在袜子企业第一阵营很重要，就是依托小商品市场，各种信息交汇，时刻促使企业调整发展方向。
水晶之恋针织服装有限公司是义乌一家专业生产童袜的企业。总经理王海龙16岁的时候，就把袜子从义乌市场卖到山东。经过10年的努力，在销售渠道和客户资源积累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回义乌办厂，一直干到现在。
他的企业位于义乌荷叶塘工业区，距离小商品市场约4公里。
义乌很多生产型企业，大多分布在市场周边三五公里的范围内。
市场里有商店，不远处有工厂。商人先去商店看货，觉得有兴趣了，就动起来考察工厂。单个业务就是这样出来的。“我觉得即使是现在，这种前店后厂的组合，依然是义乌最好的模式。”王海龙说。
2002年，王海龙注册了水晶之恋。这时候，浪莎、梦娜等公司已经出现。
“我经营这个工厂，甚至借了这些大企业的光。他们采购了最先进的设备，花钱打广告，产量还高，一下子提高了义乌袜子的认知度。我生产的袜子，自然有顾客跟着‘仰视’。”王海龙分析道。
(小标题)最熟悉的最安全。
今年疫情期间，义乌市袜业协会一直在跟踪企业的变化。
“疫情最严重的1-4月，义乌袜子出口同比增长36.8%。浪莎、博纳斯、尚虹等公司也增加了生产口罩的车间。”金傅山说道。
莫娜的“足衣谷”项目在疫情期间开始运营，实现了织造、缝纫、定型、包装等全流程的智能化操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用工困难。
其实这是莫娜既定的转型之路，是企业主业的回归和流程再造。
“做好自己，少管闲事”——走进莫纳集团办公楼，门口的标语道出了这几年在谷音生活的心情。
“不熟悉的行业，任何金额都不要碰；不要盲目接触熟悉的行业。”谷音感慨道，“赚快钱、做企业的生活快没了。”
他16岁开始卖袜子，27岁创办梦娜袜业，2008年北京奥运会投入巨资，成为奥运历史上第一家袜子供应商…宗谷音被外界评价为“性格刚毅，顶天立地”。
但“做了十几年一件事，就是做袜子”的莫娜，在2015年前后涉足金融、保险、房地产等行业，融资总额超过30亿元。因为摊子太大，企业陷入流动性困境。
好在当地政府积极为莫娜纾困，银行机构稳定了对莫娜的信贷规模，不压、不撤、不收贷款，执行优惠利率。
谷音终于松了一口气。
当多样性碰壁时，Mona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许多与宗同时起步的义乌企业家都陷入了多元化经营的困境，包括另一家参与传销的袜业巨头的负责人。
反观莫娜的转型之路，疫情只是众多变量中的一个。为迎接新的挑战，适应以国内大流通为主体、国内外双流通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义乌许多袜业企业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
“唤醒机器，一机多用，一纱成万款。”这是映云科技掌门人许宁的口头禅。
针对传统袜机的改造，袜机变得更加智能。升级后的织袜机可用于生产衬衫、西服、鞋面、包袋…甚至一个国际知名音响的外壳，用的都是这个企业的针织产品。
围绕供应链的各个节点，许宁还提出共享技术人员、袜机零件、企业数据等服务，借助“互联网”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
“在我们搭建的服务平台上，已经有5000多名用户。”许宁干劲十足，认为自己在推动袜子企业向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转型。
宝思集团总经理洪廷杰负责集团旗下品牌公司的运营。这个身材苗条的年轻人，戴着一副时髦的金边眼镜，说话清晰。
“轻资产战略，品牌公司，通过品牌建设整合供应链，产品交给工厂。”洪廷杰说，“订单可以交给博纳斯自己的工厂，也可以交给其他工厂，让产能更好地匹配市场需求。这样生产端和品牌跑端的目标都更加清晰。”
最近，王海龙将手机铃声设为“我们的日子”。歌曲传达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人感到迷茫，也鼓励他们不断前进，很符合负责人的现状。
水晶之恋专注线上销售后，即使受疫情影响，今年前10个月的销售额已经和去年持平。销售量上升了，但利润却下降了。
“我现在花两万块钱开门，线上推广费太高。你呼吁上诉，这几乎是整个行业的问题。”王海龙无奈地表示，自己每天要向平台缴纳2万到6万不等的推广费。“一天不投票，排名就降了。”目前线上渠道已经占到水晶之恋销售额的70%左右。
即便如此，老王仍然认为，像他这样的企业，让童袜扎根国内市场是对的。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大人吃苦不如孩子用最好的东西。这是我们最大的消费室空。但是，我到了爷爷这一辈，心是做指心的，素质要放在第一位。”
南麂针织和水晶之恋属于同一个工业区。在过去的这个“双十一”，总经理秦无真的很纠结。
这家隐形袜子公司做外贸已经很多年了。受国际形势和疫情影响，今年以来，不断有主播上门希望合作。经过几次接触，秦无仍然没有迈出这一步。“我玩不起。”他说主播提出的价格无论怎么算都是亏损的。
对于目前的困难，秦无还是有心理准备的。“对于出口型企业来说，明年可能会更加困难。看看这个汇率。今年5月份以来，涨得太快了。”
5月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箭头一路走高。截至11月25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6.5796元，较5月末低点上涨近6000个基点，重回6.5时代。
“抱怨是没有用的。先活下去吧。在这个市场上，做自己最熟悉的产品是最安全的。”秦无如此安慰自己。(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