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侧独善其身（王安石：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

《孟子尽心章句上》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意思是说，人立于世，如果仕途顺遂，则要造福于民；如果郁郁不得志，则管好自己的得到修养。即：

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出自《孟子》）

在北宋时期，有一位名臣，他以身许国，立志造福于民，却被后人骂为“奸佞误国”，他两次担任宰相，又两次罢相，在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之间，他徘徊了44年，最后，孤寂落幕。这个人，就是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

历史上，王安石是极具争议的人物，严有禧说王安石和王莽、董卓一样，是祸国殃民的大奸臣。而梁启超却说，从尧舜以后，天下只有一个“完人”，此人就是王安石。

本文，笔者来和大家剖析王安石，以及他为何面临如此大的争议。

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宋仁宗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王安石在舒州任通判，他政绩斐然，颇受百姓爱戴。宰相文彦博决定为国举贤，想把王安石调到京城担任谏官。

在封建社会，大家都挤破头想当京官，但王安石一反常态，他拒绝入京。而且，王安石拒绝的理由，让宰相文彦博很尴尬。王安石说：

我的母亲病重，二妹妹也快要嫁人了，家中太穷，京城的物价太贵，我住不起。

京师居，大不易。王安石的这个理由，让文彦博也没话说，只能取消了任命。

如果换作别人，好不容易得到当朝宰相的赏识，还被调到京城任职，这是绝好的机会。但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求显贵，只求在地方官任上，尽到自己的责任，便问心无愧了。

王安石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他的父亲王益曾任临江军判官，王安石兄弟7人，他排行第三。王安石自幼聪慧，常常跟随父亲到各地赴任，阅历丰富。16岁那年，王安石随父入京，才华卓然，名动京城，得到了欧阳修的青睐。两年后，王安石的父亲去世，王安石需要守丧，不能参加当年的会试。又过了三年（庆历二年），王安石高中进士，列第四名（二甲第一名）。

按理说，王安石在金榜中也算排名靠前，他有资格留在翰林院，但他却主动要求外放，谋了一个淮南节度判官的职位，而他的顶头上司，正是北宋名臣韩琦。

韩琦早闻王安石的才名，他本以为，王安石一定是个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儒者，没想到，王安石到任后，每天不修边幅，生活有些邋遢。因王安石常常工作到深夜，第二天起来后直接上班，有时候甚至都来不及梳洗。韩琦每每见到王安石颓废的样子，都以为他去了烟柳巷。

对于韩琦的误会，王安石没有解释，因为清者自清。

3年后，王安石任职期满，他再次放弃入京的机会，谋求了鄞县（宁波）知县的位置，王安石在鄞县待了四年，他兴办学堂、修河挖渠，造福一方。

当时的鄞县，虽然地处南方，但经常发生旱灾，王安石不惜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亲自走访几百里路考察实际情况，然后兴修水利。四年后，王安石离任，当地百姓纷纷来送，这让王安石感受到了做官的意义。

在鄞县，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当时，每逢年景不好的时候，王安石安排官府出面，提供低息贷款给百姓，等来年收成好的时候，再让百姓来偿还。《宋史王安石传》记载：

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

这件事，无疑是给许多饥民提供了一条活路。这个政策在鄞县的成功试点，对王安石影响很大，后来的“青苗法”，就是以此为蓝本推行的。

四年后，王安石因政绩突出，升任舒州通判，在舒州，王安石又做出一番政绩，所以，宰相文彦博才想把王安石调到京城任职，不料，王安石却以“京师花费太多”为由，拒绝了。

其实，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曾担任过京官，他家在京城也有宅子，王安石虽然清廉，但不至于真的住不起。王安石之所以不愿意入京，根本原因还是想外放，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罢了。

二、新君继位，君臣相知

37岁那年，王安石在辗转多地担任地方官后，回京述职，王安石把自己多年的为政经验写成了一部万言书，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万言书中，王安石针对经济、财政、国防等多方面系统地提出改革方案。不料，宋仁宗并未把王安石的奏疏当回事。

王安石满腔热忱，遭到冷遇，但他并没有气馁。

王安石认为，既然自己的改革政策不能被采纳，那就用自己的方式来为百姓谋福。

这期间，宋仁宗曾命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来修《起居注》，编撰史书固然不错，但王安石更希望能把精力花在百姓身上，所以他推辞了此事。有一次，王安石听闻送诏书的使者来了，连忙躲进厕所里。史载：

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

使者找不到王安石，只好留下诏书，自行离去。王安石又追上使者，把诏书还了回去。

得知宋仁宗执意把自己留在京城，王安石于是谋求了一个直集贤院、知制诰的职位，专门审查京城的冤假错案，王安石雷厉风行、不畏权贵，朝中官员都佩服不已。但也因为王安石性格耿直，不肯卖面子，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到了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王安石以母亲病逝为由，回江宁守丧。

当年，宋仁宗赵祯驾崩，他的养子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宋英宗多次召王安石入京，王安石都以服丧和有病为由，连续四年拒绝入朝。

宋英宗在位4年驾崩，公元1067年，宋英宗的长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

据《宋史神宗本纪》记载：

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

宋神宗为皇子时候，便知道祖宗数次北征，都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于是他立志长大后要一雪前耻。

宋神宗20岁登基，意气风发，他想出兵北上，但当时宋朝深陷“三冗”危机之中，即冗员、冗兵、冗费，沉重的负担，早就掏空了国库，北宋王朝看似繁华，实则在艰苦支撑。

宋神宗想做一番大事业，但苦于“囊”中羞涩，他曾向富弼等老臣请教富国强兵之道，不曾想，这位曾经主持过“庆历改革”的老臣，竟然失去了当年的锐气，富弼告诉宋神宗：

“陛下即位之始，应当广布恩德，与民休息，至少二十年不言兵事。”

20年不言兵事是个什么概念？在宋神宗之前，北宋的5位皇帝，除了宋仁宗在位41年外，宋英宗在位4年外，其他3位皇帝的在位时间都在20年左右。富弼的话，意味着宋神宗这辈子可能都不能“一雪前耻”了。

打仗就是打后勤，没有钱，即使是皇帝，什么事也干不了。宋神宗想收复燕云，想攻打辽国和西夏，但他缺乏一个能帮他解决问题的人。

上文提到过，在宋仁宗晚期，王安石曾写过一份万言书，提出经济、财政等改革方案。王安石认为，国库之所以连年揭不开锅，根本原因并不是北宋太穷，而是因为不善“理财”。

宋神宗从藏书阁把王安石的万言书取出来，反复研究，觉得王安石这样的人才，太对自己脾气了，于是，下令召王安石入京。

宋神宗熙宁元年，为了摆脱北宋的困局，王安石被风尘仆仆地召到汴梁城。王安石对宋神宗说：

北宋王朝虽然数百年太平无事，但内部却危机四伏，如今国家弊政太多，要想富国强兵，就必须“变风俗、立法度”。

王安石为宋神宗准备了一份改革变法的详细方案，并且告诉宋神宗：

“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20岁的宋神宗，连续召见王安石好几天，心情振奋，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顶住各种压力，终于决定变法！于是，宋朝这场规模庞大的变法，在举国推行起来。变法就需要权力，王安石因此被任命为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启了富国强兵的征途。

熙宁六年，宋朝国库的窘境逐渐好转，北宋名将王韶在西北以气吞山河之势，连下熙州、河州、洮州、岷州等五州，并且攻入吐蕃，夺取两千里沃土，在河西走廊三面包围西夏。这是北宋开国以来，在军事上取得的最空前的大捷，也是北宋在开疆扩土方面，唯一全胜的战例。

接到捷报后，宋神宗不顾帝王仪表，在龙椅上站了起来，他哈哈大笑，接受群臣朝贺的完毕后，宋神宗把腰上的玉带解下来，亲手赐给王安石。在宋神宗看来，自己有生之年能建立如此功业，全赖王安石变法之功。

这时，不仅宋神宗踌躇满志，王安石也感觉到自己走到了人生的巅峰。他此时，才真正意识到，孟子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原来是那么美好。

三、水火不容，强极则辱

从王安石变法从开始的那一刻，顽固派对他的弹劾，从来就没停止过。

宋朝有一个独特的监察体系，史称台谏，即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读过《宋史》的人都知道，“台谏”在北宋历史上，风头尽出，几乎每一件大事，这帮文人都要“参与”一下。

最先和王安石对垒的人，是御史中丞吕诲。毛主席有句话，叫“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诲，正是“大事不糊涂”宰相吕端的孙子。吕诲出身高门，是个硬茬，因此多次在御史台和谏院任网职。

王安石变法，吕诲十分不认同，《宋史吕诲传》云：

安石初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罔上欺下网，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

吕诲认为，王安石擅自改变朝廷体制，他列举王安石的十条罪状，说王安石有“动摇天下”之罪。最后一句“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把王安石说成了大奸臣。

吕诲带着御史们不断声讨，王安石称病不出，让宋神宗非常苦恼。

作为王安石来说，他不是要撂挑子，他是要看看宋神宗到底有没有决心把变法进行到底。

宋神宗想到一个“和稀泥”的办法，他对大家说：如果我因为支持王安石，贬了吕诲，我怕王安石内心不安。

言外之意：我也不贬谁了，大家都消停一些。

不曾想，吕诲等人变本加厉，弹劾的奏折如潮水涌来，王安石也忍无可忍，对宋神宗说：

“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

言下之意，我一心为国，问心无愧，你贬吕诲，我不会内心不安。

宋神宗看双方都不妥协，最终决定，贬吕诲到河南。吕诲“为天下声讨王安石”，结果被贬，内心不甘，两年后郁郁而终。

吕诲临终前，司马光前来探望他，他“张目强视”，用最后的力气对司马光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

君实，是司马光的字，吕诲的意思是说：我虽然死了，你为了天下百姓，一定要阻止王安石！

司马光和王安石，曾经是非常好的朋友，虽然后来水火不容，但仍然敬重对手。

笔者曾经写过几篇关于司马光的文章，对司马光本人，我佩服不已。我认为，司马光不是小人，他是君子，他和王安石之争，是政见不合，不是人格诋毁。

很多人认为，王安石变法，因触动贵族的利益，因此失败，其实，这样说是有些片面的。比如说，司马光的反对，就非因为自己利益受损。我举个例子：

在王安石的变法中，“青苗法”占据很重要的作用。主要内容是，在百姓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官府提供低息贷款给百姓，等百姓丰收后，再偿还给官府。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就相当于某银行给某企业提供贷款，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但在北宋时期，司马光认为，这是朝廷乘人之危，公然收取百姓利益，和唯利是图的商人没什么区别。

王安石说：即使官府不放“低息贷款”给百姓，百姓也要借民间的高利贷，那样，百姓的日子会更苦。

司马光说：官府既然有余粮，为何不直接赈济百姓？

王安石说：我们国库空虚，我也想免费赈济百姓，但实力不允许！

司马光说：国库空虚，应该从别的地方想办法，也不能从百姓身上榨取利益。

王安石说：老兄，我这不是剥削百姓，我是在救他们的同时，也在救国，所谓利国利民。

上面的这些争论，是笔者自我发挥的，虽然和史书记载略有出入，但能代表司马光和王安石到底在争论什么。

笔者认为，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没有错，王安石想要是“富国”，司马光想要的是“为民”，这两者本来没有冲突，但在北宋当时的窘境下，必须有一个优先的选择，王安石选择前者，司马光选择后者。

王安石是一个砥砺进取的“改革家”，司马光是个本本分分的“儒者”。

相比之下，王安石的想法更加超前，司马光却有些守旧。

宋朝是文治的天堂，更是儒家学说进一步禁锢思想的关键时期，那个社会，如司马光一样守旧的人太多了，所以，王安石太孤独。

除了青苗法，王安石还力推免役法，封建社会，赋、税、役三者分开，“役”指的是劳役，需要老百姓出力为国家干活（比如挖沟修渠等），之前，每当朝廷分派劳役，百姓都必须参与，王安石推出免役法后，把所有的劳役都折合成“免役钱”，大家有钱的，可以出钱不出力，没钱的，不仅可以出力，还能多干活赚钱养家。如此一来，不仅帮那些闲散的苦役找到一条挣钱的门路，还给国家创收，又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

若干年后，司马光上台，废除新法，但很多人却建议保留免役法，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免役法的确是好法。

王安石变法，很多出发点都是好的，接下来，笔者要给大家说一下，法是好法，但人非好人。这里的“人”，不知指王安石本人，而是指那些执行者。

四、法是好法，人非好人

王安石若想顺利推行新法，就必须有人支持，因为朝堂上许多老臣都反对变法，所以，王安石不得不起用年轻人。这样，问题就来了。

这些年轻人，有的人是崇拜王安石，想和他一起兼济天下，但还有些人，则是想趁机拜到宰相门下，打着推行新法的名义，捞取油水。上文说了，王安石的思想太超前，他是孤独的，也就意味着，他麾下的这些人，要么不懂新法的真谛，要么就是投机者。

王安石变法中，有一条叫市易法，内容是朝廷出钱，把市场上滞销的货物回收，等市场上稍有短缺时，再卖出去。以避免大商贾对市场的控制。这一条，思想极其超前，同时，也触犯了贵族的利益。因为很多商贾的背后，都是贵族。

王安石把市易法交给吕嘉问来推行。关于吕嘉问，有个故事不得不提。

吕嘉问是宰相吕夷简的重孙，吕夷简在宋仁宗时期担任宰相约20年，吕家在朝堂上根深蒂固。吕夷简的儿子吕公绰、吕公弼、吕公著都是北宋重臣，吕嘉问便是吕公绰的孙子。

有一次，吕嘉问听闻他的叔爷爷吕公弼要上奏弹劾王安石变法，便在家中偷走了吕公弼奏疏的草稿交给王安石。在朝堂上，当吕公弼弹劾王安石时，王安石早有准备，一条条反驳吕公弼，把吕公弼驳得灰头土脸。因为此事，吕嘉问便被定性为吕家的“家贼”。

可见，吕嘉问是王安石变法的铁杆支持者，但是，他却属于不理解新法真谛的人。

在推行市易法的时候，吕嘉问因操作失误，把收购滞销货物，变成了垄断市场，导致京城民怨沸腾，遭到一系列弹劾，因为顽固派证据确凿，王安石无话可说，最后只能辞职，这是王安石第一次罢相。

王安石虽然罢相，但新法仍在推行，负责推行新法的是王安石的学生吕惠卿，吕惠卿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二号人物，史书记载，他和王安石“情同父子”。

吕惠卿本来是全心全意支持王安石的，结果王安石被罢相，吕惠卿独当一面，心态变了。他想推行新法，却又怕王安石会回来抢了自己的风头，于是，他一方面需要和顽固派周旋，另一方面还要防备王安石，他甚至向宋神宗建议，把王安石调到偏远的地方为官。

吕惠卿的做法，最终自食其果，他遭到了新旧两党的共同碾压。

吕惠卿不足惜，可惜的是新法，在他的折腾下，几近崩盘。

无奈之下，宋神宗只有让王安石起复，时隔两年，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只是，眼下的宋神宗，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和王安石君臣相知的宋神宗了，他对王安石的支持，大不如前。毕竟，多年的帝王生涯，让宋神宗懂得了“制衡之道”，他想让王安石帮自己富国强兵，但又怕王安石的力量太过强大，于是，他故意放任顽固派和王安石作斗争。

所以说，王安石变法，法是好法，但很多人，都是权力的奴隶，而不是新法的推行者。

看着宋神宗如此，王安石感叹曰：“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意思是说，我的话，皇帝若能听一半，我也能成功啊！

连王安石最信赖的学生吕惠卿、王安石最仰仗的后台宋神宗都是如此，那变法还有什么希望！

熙宁九年（1076），新党内部分裂严重，新法也被顽固派强力围剿，再加上宋神宗支持力度不够，王安石心灰意冷。当年，王安石的长子病故，王安石悲痛之余，决定辞职。他从此退隐到江宁，再也没有回到京师。

九年后（元丰八年），宋神宗驾崩，年仅38岁，在位仅仅18年。当年，富弼让他20年内不言兵事，若信了富弼之言，宋神宗一生或许永远看不到“国库渐丰、西北大捷”的局面。而这一切的背后，都少不了王安石之功。

宋神宗去世的第二年，王安石在钟山去世，宋哲宗念及王安石之功，赠他“太傅”。但因为太后高滔滔当政，王安石的新法，被全部废除。此时，坐在宰相位置上的人，是司马光。

此后数年，新法还曾短暂被恢复，但归根结底，变法还是失败了。

司马光上台后，将新法一刀切，全部废除。很多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例如苏轼，建议将部分对百姓有益的政策保留下来，但未能成功。

五、兼济天下？独善其身

因为王安石变法，对北宋的举国体制改变太大，再加上宋神宗、宋哲宗时期新法几经反复，全国折腾，人们普遍认为王安石祸国殃民。特别是在靖康之耻后，大家把北宋衰弱的原因，归咎到王安石身上。于是，王安石就变成了董卓、王莽这样试图篡国的奸臣，终宋、元、明清几代，大家对王安石的看法都未曾改变。直到近现代，大家才意识到，王安石思想之超前，于是，人们才渐渐理解王安石，理解他的孤独。

王安石想通过变法“兼济天下”，他曾看到过胜利的曙光，但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他失败了，但这些失败，并非来自王安石本人。后来他隐居江宁。

既然不能兼济天下，就独善其身吧。

苏轼最初反对过王安石变法，当他被贬后遇到王安石，却被王安石的人格所折服，感慨王安石是个真君子。

北宋另一位文豪，黄庭坚和王安石接触颇多，他说：

然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是啊，王安石待人真诚，对富贵不感兴趣，更不沉迷于酒色，他从不奢靡，从不收受贿赂，从不纳妾，作为一代宰相，他的私生活无从挑剔。王安石从不喝酒，有一次，他的上司包拯让他喝酒，他严词拒绝，真性情，就当如此。

有一次，王安石到朋友家做客，把一盘獐脯肉吃光了，第二天，朋友送了一些獐脯肉到王安石家里，王安石的妻子把礼物退回，告诉对方：王安石不是喜欢吃獐脯肉，他吃饭从不挑剔，只是喜欢吃离自己近的那一盘罢了。

就连王安石的对头司马光也认为：

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司马光认为，王安石只是偏执，但并非奸邪，他内心尊重王安石。

笔者网认为，终王安石一生，他从未偏离本性，他想兼济天下，他想富国强兵，只是，理解他的人太少。

笔者认为，从王安石考中进士，到他去世，在44年的时间内，他的人格是高尚的，他的行为是无私的。他曾经被人诋毁，曾经被迫远离朝堂，但他从来没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后悔过。

不能兼济天下，那就独善其身吧！

梁启超在《王安石传绪论一》中说道：

“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

王安石这样的人，就应该光照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