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经济问题（2021经济热点问题及分析）

经济热点问题(2021经济热点问题及分析)

最近中国财经媒体对“通胀”格外关注。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关注它们对中国CPI的传导不无道理。但如果将此事放在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背景下，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看似正常”的经济现象和金融舆论场，多问一些原因？

通胀预期上升源于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2021年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然从0.6%左右跃升至1.7%左右。因此，华尔街担心所谓的“通货膨胀”，尽管美联储一再强调，即使通货膨胀增加，也是暂时的，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方向将长期保持不变，并为此改变了“通货膨胀测量方法”。但事实是，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巨头根本不理会美联储的表态，继续唱多，以至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从“复苏性上涨”变成了“投机性暴涨”。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内的通胀预期开始升温，其背后的成因大致有:(1)一些发达国家连续13年货币超发，给中国普通民众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心结，认为这样的做法必然会导致恶性通胀；(二)疫情未结束，供应未恢复，经济复苏导致市场担忧“供应不足”；(3)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然跃升，华尔街高呼通胀逼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这一轮上涨符合国人的认识。再加上国内一些学者和财经媒体的分析报道，中国国内的通胀预期被推高了。

国内的财经舆论和市场判断都是华尔街“定节奏”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进而导致中国“进口物价上涨”的预期增加。入世后，类似情况并非孤例。但这一次，我们必须郑重提出一个问题:华尔街金融巨头们利用美元霸权操纵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手段，现在会不会成为美国在经贸博弈中的一个武器？

美元霸权中常被忽视的因素

美元霸权是客观存在的，但这种霸权的要素是什么？

至少四个要素:一是军事霸权，其作用是确保美国对工业生产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有绝对的控制权，如石油、铁矿石、粮食等。，特别是确保此类商品以美元结算；二是金融霸权，其作用是确保美国对全球资本资源的控制，并主导其流动，通过期货市场对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商品实施定价，控制定价权；三是舆论霸权，即通过媒体，让华尔街的判断变成全世界的判断，从而控制市场预期，形成市场价格导向；第四，理论霸权。试想，如果没有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的“洗脑”，一些重要的经济逻辑认知(比如货币与价格的关系)固化，那么舆论的霸权就会大打折扣。

以上四个要素中，什么是经常被忽略的？舆论和理论霸权。应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恰恰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蓬勃发展并主导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40年，而绝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也是在这40年间向西方学习这一理论的。所以很多人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这一套思维模式。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09年至2010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发中国国内CPI上涨。但国内学界没有人指责华尔街投机，而是沿袭华尔街的“中国需求论”思维，认为国内CPI的上涨完全是中国政府过度投资造成的。另一方面，为了降低“通胀”，货币政策收紧。

结果如何？当时需要保证政府项目贷款。在这种背景下，基础设施占用了大量的金融资源，而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一些有渠道获得金融资源的民营企业放弃实业经营，将触角伸向金融和房地产领域，即“脱实向虚”。

目前，中国经济再次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必须收紧货币政策来应对进口价格的上涨吗？表面上看，美国是在玩弄政治霸权和经济霸权，但如果忽略背后隐藏的“杀手锏”——以美元霸权推高大宗商品价格，误导他国宏观经济政策，结果可能不堪设想。

现在，关键是中国的部分经济舆论正在被华尔街“定步调”，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理论霸权——也开始发挥关键作用(绑定货币与价格的正相关)。合在一起，很多中国人的“通胀预期”正在被华尔街赶进他们所期待的氛围。

美国长期经济趋势研究所所长、密苏里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哈德森教授用大量事例尖锐地指出:“新自由主义有特定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把新自由主义秩序干预性地强加给当今世界，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工程。”正因如此，我们应该充分警惕那些耳熟能详、看似“绝对真理”的经济分析和舆论。如果你过去被误导了，你现在必须防止跳进同一条河里。

挖个坑等你跳。

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是美元霸权的核心，也是华尔街必须掌控和维护的关键。纵观历史，任何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的背后，几乎都可以看到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例如，2008年，石油价格涨到每桶148美元。美国国会的听证会证实，这根本不是供求决定，而是“不良投机”的果实。这次呢？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很像华尔街挖的一个“大洞”。

如果中国的通胀预期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强烈，如果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仍然影响着中国的货币政策，如果中国选择通过收紧货币和信贷来抑制通胀预期，会有什么后果？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往往是经济政策被新自由主义理论“坑”，最后被“理论+舆论”推动的“羊群效应”推向深渊。亚洲金融危机有先例:美国经济顾问告诉泰国政府，贸易逆差并不可怕，完全可以通过放开金融管制来吸引外资，用资本项下的顺差来弥补贸易逆差，达到国际收支平衡。于是，泰国经济被国际金融热钱“吹”了起来。

其实这才是美国最擅长的“金融科技谋杀”。

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考虑到当前国内债务风险形势，我们应该绷紧金融安全的神经。

这里，解释一下“债务-通货紧缩”的经济现象。著名经济学家、数学家、计量经济学创始人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于1932年发表了划时代的著作《繁荣与萧条》，引起了全球经济界的强烈反响。在这本书中，费希尔指出，美国1929年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是债务和通货紧缩之间存在恶性循环——危机前，美国的债务杠杆极高，美联储采取的通货紧缩政策引发了大规模的债务违约——通货紧缩引发了债务违约，债务违约加剧了市场通缩。如此恶性循环，最终形成了金融危机下的大萧条。

此时此刻，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对中国经济构成以下威胁:一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增加企业购买原材料的贷款需求，而银行又不能根据年度计划给予足够的贷款，这将使信贷市场“供不应求”；其次，拿不到足够贷款的制造企业会压缩生产，原材料成本上升冲击利润，导致资本价值缩水，负债能力下降，制造企业债务风险增加；第三，对贷款的争夺推高了债务成本，增加了制造业的财务成本，进一步削弱了资本价值。

此外，货币政策的制定面临“两个困境”。如果为了应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带来的“通胀”而收紧信贷，可能会抑制企业活力，推高债务风险；相反，如果放松信贷约束，贷款规模更多地满足企业需求，债务杠杆率会进一步提高，这也是在放大金融风险。

打破旧理论，寻找新药方。

只有在经济过热，物价上涨的情况下，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加以抑制才是正确的选择。如果疫情约束了经济活动，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应对物价上涨可能导致滞胀。过去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作为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的“洗脑”工具，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主导的货币政策模式是全球金融短期化、投机化、套利化的根本原因，即金融“由实转虚”和美国经济的“空心脏”。

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认为，通货膨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货币问题，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但涨价绝不是单纯的货币问题。

比如70年代末的中东战争和石油禁运导致油价上涨。因为石油是使用最广泛、用量最大的基础能源，它推高了所有工业品、化肥等生产资料的成本，并传导到一般消费品上。这次涨价是货币问题吗？物价上涨更有可能是因为货币超发是结果。但是，这件事被里根和撒切尔严重误导了。为了迎合“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意愿，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克尔打着“控制通胀”的幌子，通过大幅提高利率赶走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实现了美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建。多年后，沃尔克在回答“当年如何成功看待通胀”的问题时，只淡淡地说了四个字:是政治。

比如，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消费和生产从疫情中恢复，但供给不足，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关键原因。供不应求导致的价格上涨是货币问题吗？

可见，政治、战争、疫情等因素都会导致物价上涨，这显然不属于“货币超发”的问题，也不属于近期货币超发导致经济过热并带动物价上涨的情况。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华尔街清楚地知道，美联储已经从伯南克时代改弦易辙，抛弃了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被新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所主导。然而，他们现在制造的“舆论氛围”仍然遵循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这是为什么呢？这种舆论对美联储显然是无效的，但它会误导我们的认知吗？

我该怎么办？

就单一货币政策而言，首先应打破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约束，摒弃“单一利率调整”的货币政策手段，回归“量价两条腿”走路。更核心、更关键的措施是:在“不大水漫灌”的前提下，将5-10年期的基础货币按照1: 1的比例置换为1年期以下的基础货币。这样的“缩短拉长”可以达到这些效果:一是通过拉长债务期限，获得足够的债务处置时间；二是在不增加基础货币量的前提下，降低商业银行“存贷期限错配”的风险，扩大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尽量满足制造业企业因原材料涨价而必须增加的贷款，确保企业生产活力和就业不降低，中国经济的良性预期不会改变；第三，维护股市的良性预期，确保制造业企业通过股权融资平衡债务的渠道畅通；第四，让“降低长期利率+激活股市”的政策措施有效降低企业债权和股权的融资成本；第五，确保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所必需的权益资本力量不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中断。

在整个过程中，有必要向市场解释这样做的原因，因为新措施的实施将大大降低金融市场对短期流动性的依赖和需求，M2增长率也可能因此降低。然而，市场绝不能将M2增长率的下降误解为货币流动性的收紧。

(本文发表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8期)

《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8期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