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石等于多少斤粮食（明朝时期一石的重量是多少）

“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说这话的人，是南宋著名的爱国将领岳飞。当时南宋偏安一隅，岳飞对朝廷现状感到担忧，忍不住直言上谏，希望南宋王朝能励精图治，做出一番成就。

可惜，南宋皇室将岳飞的话当成了耳旁风，反倒是后世的明太祖朱元璋把“文官不爱钱”这句话当成了座右铭，力主推行“薄俸制”。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朱元璋似乎曲解了岳飞的意思。他一心想靠着低薪打造“文官不爱钱”的官场，谁料却引起了官员们的集体反弹，直接让薪酬制度把明朝的官场给玩坏了。

说来朱元璋铁了心推行“薄俸制”，与他早年间的经历脱不开关系。

据《明史》记载，朱元璋出身贫苦，幼年常常食不果腹。至正四年，朱元璋的家乡爆发了一场严重的蝗灾和瘟疫，短短半个月里就带走了朱元璋父母兄妹等数位亲人。

失去亲人的痛楚，化为朱元璋对元朝官员贪污腐败的愤恨。多年后，朱元璋当了皇帝，想起幼时的惨痛经历，仍然忍不住恨恨地表示：

“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过度。凡民之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

对官员贪腐的切齿痛恨，让朱元璋大权在握后，立刻将官员们的薪酬标准一降到底。从唐朝起就被纳入官员福利的一项“职田收入”，朱元璋直接无情取消，明朝的官员突然就面临没有“职田”奖金的尴尬处境。

至于基本工资“禄米”，相比唐朝也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明朝的薪酬制度规定，正一品官员的年俸是禄米1044石，正二品732石，这之后各级官员根据官阶大小依次递减，直到正九品的66石。

这个工资是什么概念呢？以正五品的官员来看，他一年到手的禄米是192石。据《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介绍，明朝的度量衡承袭前制，一石约重153.5斤，不过这里的“斤”不是现代计量单位的500克，而是明代的594.6克。

照此推算，明朝一个五品官的年薪，大约能换29472斤米，乍一看还挺多的。

然而，这名官员的钱并不是他一个人用，而是要养活一大家子人，这其中既包括了这名官员的家眷，也包括这名官员雇佣的轿夫师爷等一整套编制外的工作人员。

很显然，这名官员一个人的收入很难负担这么多人的费用。毕竟唐代时期正五品上州司马的工资，基本保持在禄米数百石外加月俸六七万钱的级别。

但朱元璋舍不得给官员高工资，甚至连退休老干部们的养老钱也想克扣。据阎步克《品位与职位》中记载，明朝初期的退休官员，基本没有退休工资，朱元璋要是给哪个官员半俸，就是妥妥的优待了。

若是单单朱元璋一个老板不愿给高薪，或许明朝的官员们还能忍一忍。但偏偏明王朝的历任老板基本都是“小气鬼”，官员们熬了一年又一年，丝毫没看到工资上涨的希望，反倒眼睁睁地看着物价节节高升。

更让官员们无语的是，明王朝竟然还想出了个“折色”制度，变相克扣官员们的工资。所谓“折色”制度，就是用价值相当的物品或者货币抵扣禄米。

但官员们拿禄米回家直接可以使用的，换成其他抵扣物后却不一定用得上。

比如明朝万历时代，张居正就曾提出过一项“胡椒苏木折俸”的方案，准备将仓库里的胡椒苏木按官方价计算，用来给官员们发工资。

诚然，胡椒苏木原本是名贵的香料和颜料，千金难求，但随着郑和下西洋，海淘了一大堆廉价的胡椒苏木带回来。

这些东西现在的实际成交价一直在低位徘徊，可明王朝却还按照充满泡沫的高价给官员们冲抵工资，这中间的差额部分就算百官做慈善了。

不仅如此，明王朝还想出了发禄米时只发一部分禄米，另一部分用钞票折算的损招。

虽然明王朝的折算方式是一石米折价约一两银子的钞票，而明朝万历年间一两银子可以买二石米，看起来官员们不仅没吃亏，还赚了点钱。

然而，官员们拿着钞票上街买米时才发现，手里的钞票虽然理论上值一两银子，但由于钞票一直在贬值，实际使用时钞票的购买力大约只有票面价值的10%-20%了，而这一情况在成化年间愈发突显。

那时朝廷给官员们的工资按一石米十贯钞折算，看起来待遇还不错，可事实上当时的钞票已经贬值到原本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十贯钞也仅值二三十文钱罢了。

一系列骚操作，让明朝靠工资生活的官员们全都穷得惨兮兮。比如洪武年间，陕西参政陈观为官清廉，在任期间，一家人就生活拮据，待到陈观去世后，妻儿老小马上就无法生活了。

同样生活拮据的还有吏部尚书刘崧。他做官后，没有让家庭经济状况得到任何起色。一次，刘崧家里用了十年的旧被子，不幸被老鼠咬烂了。

面对这一“巨额”损失，刘崧不得不忍痛置办新被子，但咬坏的旧被子刘崧也舍不得扔，叮嘱妻子拿去给儿子改身棉衣。

刘崧精打细算过日子的苦，另一位清官海瑞很懂。据史料记载，一次海瑞的母亲过寿，海瑞去菜市场买了两斤猪肉，一下子震动朝野。

卖猪肉的小贩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做成了这个最难做生意客户的生意。

消息传到朝堂，海瑞的同事们都大感惊讶，江浙总督胡宗宪甚至在一次工作会议上，当场跟其他官员八卦道：“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

买个肉就能成为朋友圈顶流，这样的生活，海瑞能忍，可广大的官员们不能忍。为了改善低工资导致的拮据生活，明朝的官员们忍不住铤而走险，成群结队走上了贪腐的道路。

如此一来，就有了明朝中后期屡屡刷新纪录的贪腐大案。

嘉隆之后，明朝官场“惟贿是举，而人皆以贪墨以奉上司”，收受贿赂成了明朝官场的“潜规则”，官吏升迁也渐渐形成了“不论能力，只能财力”的怪现象。

在这种的风气影响下，明朝官员们都把“贪腐”当成能力强大的体现，贪污越多越有“面子”，清廉为官反而被认为“没本事”。

朝中人事变动时，官员们若是得到肥缺，便会宾客盈门，成为人们眼中的“新贵”，但若是分到一个穷差事，许多同僚立刻就不搭理他了。

嫌贫爱富助长了官场贪腐风气，到了明朝中晚期，贪官成批出现，其中不乏大贪巨贪。

比如著名的贪官严嵩严世蕃父子，就收钱收得肆无忌惮。严世蕃甚至还“私擅爵赏，广致赂遗。使选法败坏，市道公行。群小竟趋，要价转巨”。

结果，等到严嵩父子倒台时，朝廷从严家查抄出的奇珍异宝多得数不清，光是严家的财产清单就足以写成一本名叫《天水冰山录》的书，而书中光是关于“财”字的记载，就多达六万多字。

要说严嵩一个著名贪官行贿受贿也就罢了，可作为能臣代表的张居正也跟行贿受贿沾上了关系。

据《万历十五年》记载，张居正为官期间，就曾接受时任南京刑部尚书殷正茂送来的两座三尺高的珊瑚，而张居正去世后，朝廷追查张居正贪污的财物，其中在张家查到的财物就高达十万两。

而据张居正的儿子供述，他还提前转移了110万财物到其他地方，价值超过30万两。

其实，张居正们未尝就想贪污，但那时的明朝官场几乎人人都贪污，一旦有清廉的官员出现，立刻成为同僚眼中的“异类”，四处受人排挤，想要自保都难，更遑论开展工作。

正因如此，张居正只能“开门受赂自执政始”，而明朝的广大官员们，更是“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以嘱托为当然”，以致陈邦彦一谈到明朝官场风气，就喟然长叹道：“今天下自大吏至于百僚，商较有无，公然形之齿颊。”

把为官当成做生意，明朝的吏治怎能不一“腐”到底。百官皆贪之下，“文官不爱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而明王朝的这艘巨轮，也在这屡禁不止的腐败声，慢慢地驶入了落日余晖中。

参考资料：《明史》、张宏杰《简读中国史2：中国历代腐败背后的权力与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