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改变中国（围观改变中国，算法改变围观）

改变中国(改变中国，改变算法)

让我们回到2010年。七年前，《新周刊》将年度媒体网站荣誉授予新浪微博。一时间，“围观改变中国”成为庙里的热门话题。学者称微博弥补了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不足。所以，世界上到处都是欣喜若狂，欢呼雀跃的身影。每个人似乎都相信“互联网赋能”真的给了每个人观看和表达的机会。一路走来，从博客到微博，再到微信，公共信息的传递效率和透明度在互联网高速公路的曙光下一路狂奔。

从那一年开始，那些微弱的声音在互联网空中被放大成震耳欲聋的公共话语。记得2010年，一个19岁的男孩王锴，用一部老式手机，独自在微博上播报灾情。几个小时后，近万人转发。在河北大学，一名自称“我爸是李刚”的肇事司机在微博中触动了网友的神经，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同样是2010年，上海静安区发生火灾，近60人遇难，微博上点燃了无数蜡烛。让人们站在一起，让弱者变得强大，让立场被听到，让尊严得到捍卫。

如今，2017年，当我们久久回望这句尘封的广告语时，那些冲动的快感已经渐渐褪去，留下的是更多不计后果的野心，或许还有更多隐藏的魅力。社交媒体上的围观者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观看动作。激情过后，我们会花时间仔细检查我们正在看的东西。

2010年以后，人们看新闻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传统媒体的把关人，记者的权力一直在下降，逐渐让位于风头正劲的“算法”。如果稍微留意一下这两年的畅销书，无论是《大数据时代》还是《算法革命》，我们都不得不相信，这是一个从不缺少曙光的时代。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切似乎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言:人类被自己发明的机器所取代。

当然，算法对人的替代往往是悄无声息地完成的。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结果——无论是Twitter上的“趋势”，微博上的“热门话题”，还是今日头条推送的新闻。对此，美国学者塔尔顿·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当Twitter向我们介绍“趋势”时，它意味着什么？同理，如果我们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也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当微博向我们展示“热门话题”时，它在展示什么？受欢迎吗？这显然是一个同义反复的回答，很难让我们满意。

具体细节只有算法的创造者知道。作为商业秘密，我们自然无从得知。该算法声称其高效率和自动化，它声称它抛弃了传统新闻守门人的偏见。即使稍有不慎，我们的逻辑也会从“自动化”滑向“中立”。真的是这样吗？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见证的显然是另一种技术的偏见。

美国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了。

算法中存在性别歧视:2007年，研究人员发现，当她在谷歌中搜索“她发明的”这句话时，谷歌会提醒她:你是说“他发明的”吗？

算法中存在性取向歧视:2009年，超过5万本同性恋友好书籍从亚马逊的销售清单中消失，因为这些书籍被算法自动归类为“成人”商品。

还有更令人哭笑不得的算法错误:2016年，挪威作家汤姆·埃格兰(Tom Egeland)发布了纪念越战的著名摄影作品《莫洛托夫少女》(Molotov Girl)。这部普利策奖获奖作品被判定为色情图片，被删除。

一句话:算法的自动化并不意味着它天生就能够保证其中立性和公平性。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高效便捷，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烦恼。借用美国记者卢克·多默(Luke Domer)的《算法时代》(The Age of Algorithms)的副标题，就是“算法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然后制造了更多的问题”。但是，质疑技术似乎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副标题已经悄悄改成了“新经济的新引擎”。

当然，和所有新生事物一样，我们需要对算法保持更加宽容的态度。算法在科学前沿不断奋进，我们当然有理由期待它的不断进步。然而，社会学家似乎对这个问题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算法与其说是人类进步的阵地，不如说是权力纠葛的战场，各种商业利益、政治考量和文化偏见都聚集在这里。

2017年，算法乐观派在官方媒体上吃了不少苦头。今日头条作为代表站在聚光灯下被拷问。官方媒体将“个性推荐”视为“伪个性化”的低俗伎俩，让人沉迷于“想看的世界”。7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新闻不被算法绑架》；9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三种评测算法推荐》。这四篇文章表达了官方媒体对“算法”新闻的足够警惕和怀疑。总结起来，这些问题不外乎三个方面:第一，算法推送中的法律问题(比如版权)迟迟得不到解决。第二，算法推送让新闻更加低俗。第三，算法推送使人的信息更加封闭。

第一个批评并不新鲜。想想早期电影史上的色情，互联网发展初期的盗版猖獗。在人类历史上，新技术发明和扩散之初，似乎总是在新的道德边界和法律边界上徘徊。但是，任何改变人类命运的技术，都是要逐步退出这些边界，完成自己的合法化过程。那么，如何才能为后两种批评找到借口呢？人真的会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成为低俗至死的一代吗？

所谓“信息茧房”，在传播学中有不同的叫法。有人称之为回音室效应，也有人称之为滤泡。无论名字怎么取，意思还是一样的:人们被困在自己热爱的信息中，“失去了探索未知、创造不同可能性的机会”。换句话说，严肃的内容太累了，那就让算法帮我们一起享受我们的低俗吧。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这个定义，似乎又会闻到一丝熟悉的味道。同样的批判号角似乎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吹响。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断言，公众是偏见的囚徒，尼尔·波兹曼(Neil Pozmann)的寓言会恰如其分地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总是担心被自己讨厌的东西毁掉。但讽刺的是，今天真正摧毁我们的，恰恰是我们如此热爱的东西。日光之下无新事。如果我们借用马东和许知远的辩论来提问，可能还不够恰当:我们真的变得更好了吗？

我们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指责商业道德。技术在社会上永远不会自己成长，尤其是现在，它一定会带着资本的利益，一路滚雪球。不管创业者愿不愿意公开承认，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用户沉浸感是衡量一项新技术的重要指标。2016年底，张一鸣自豪地宣布，今日头条已经积累了6亿活跃用户，每个用户每天使用76分钟，活跃用户1.4亿。800算法工程师帮助今日头条每天处理60亿用户请求，这些都是技术带来的好处。

当然没有人愿意公布自己的算法，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更新完善自己的算法。于是，在算法的黑箱两端，批评者和资本都在另一边观望，这让本来就单薄的批评变得更加无关紧要。无奈，只能从日常生活中不断猜测线索。比如刚才微博告诉我，一个内地歌手要过生日了；看看微信，告诉我一个韩国偶像自杀了，遗书里有线索。我想我愿意祝贺和哀悼，但我不知道我还应该做什么。

七年前，我们发誓要看着中国改变。这本书本来没有错，但是七年过去了，我们似乎逐渐意识到，算法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的旁观者。它决定了它带给我们什么，也决定了它为我们覆盖了什么。在技术的宣传方面能做的，似乎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算法如何为我们的旁观者提供素材？是称职的筛选员吗？我的回答是目前不是。对于未来，我愿意保持谨慎的平和，而不是乐观，因为人类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那个称职的，理想的，甚至完美的筛选者？我愿意期待的是更多的对技术的反思和调整。正如尼古拉斯·卡尔所说:

“我们往往对技术带来的好处非常敏感；我们对技术带来的麻烦反应很慢。但是，如果我们想对一项新技术做出现实的评价，就不能让技术的光芒蒙蔽了我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