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意义和影响)

“美国人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与他们谈判是非常困难的。他就像一个去理发店剃头的孩子。他不老实地坐着。他总是在移动。你得用很大的力气把他按住。”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第二谈判代表童。

自1986年7月10日中国正式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WTO的前身)缔约国地位以来，已经走过了15年的风风雨雨。

本来中国打算在1994年世贸组织正式成立之前“重新入世”，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从此，“入世”谈判成了一场真正的马拉松战役。

到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15年间，中国换了4任团长，美国换了5任贸易谈判代表。中美“入世”谈判过程涉及面广，内容多，难度大。是多边贸易体制历史上最艰难的较量，也是世界谈判史上少有的，堪称史诗级的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美国要价过高，而且经常受到国内保守主义的影响。它的立场往往很强硬:我要求一、二、三、四，你必须做到一、二、三、四，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商量的余地。“极限施压”是常有的事，还有“滚动要价”:先提出一些条件，等中国就这些条件开始谈判，即将取得进展时，再提出新的条件。谈判中不断设置障碍，很多做法近乎流氓。

当时国内有很多不同意见。“复关”谈判是中央政府作出的重要决策，是有远见的。然而，在具体实施中，相当多的部门和普通民众并没有深刻理解这一战略决策。

美国这么无赖，国内都不懂，还谈什么？

中央是很清醒的。为了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必要加强与国际经济的联系与合作。当时，关贸总协定成员的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5%，而中国与关贸总协定成员的贸易额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85%。无论中国是否参与，其规则都对中国有直接或间接的约束力。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不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在发展对外贸易时将面临很多歧视。美国国会要审查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欧盟对中国有特殊的数量限制和歧视性待遇。

也是关乎大国的脸面。作为中国和世贸组织关税总协定的观察员国，每次会议都要等到所有成员国发言完毕才有资格发言。

不是一句话空以对外开放推动国内改革。我们以前以为关税越高，保护程度越好，后来发现关税高但走私猖獗，实际上很多并没有落入国家口袋；需要审批的进口商品有1000多种，拥有许可证的部门权力过大；它不是从政府企业分离出来的。在一些封闭的领域，比如电信，企业建筑是最宏伟的。

“入世”的必要性是明了的，为什么还要跟美国谈？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躲在美国背后。只需要看美国怎么跟中国谈，中美怎么谈判，其他国家适应最惠国待遇。

所以，美国是中国必须啃的硬骨头。

谈判之初，美国认为中国急于达成协议，所以态度非常强硬。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吴仪在一次会议上划出底线:我们绝不为复关做任何事情，不会拿国家的根本利益做交易。这一原则贯穿于所有未来的谈判。

中国的肉配不上美国的狗。

“我经常告诉我们的谈判代表，有几个人有机会坐在中国的标志后面，为中国说话。这是一千块钱买不到的。”

谈判目标和谈判对象明确，一上来就正式谈？

不是，后来的谈判者龙永图回忆说:起初，谈判不是实质性的谈判，而是谈判态度的谈判。中国想要一个平等的讨价还价的地位，而美国花了五六年才适应这一点。

有一次在龙永图的办公室，一位美国代表提出，美国所有的肉类检验机构都应该无条件进入中国市场。

龙永图说，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美国肉类必须接受检查。

美国代表说，你不用查。我去过你的肉市场，你那里的肉达不到美国狗粮的标准。龙一生气，就拍着桌子说:请你离开我的办公室。在我们开始下一轮谈判之前，你必须向我道歉。

后来，龙认为美国家庭像人一样关心狗。也许这是文化差异，但中国人根本接受不了。后来美国的代表也向龙族道歉，说他们根本没有侮辱你的意思，还谈到了他们对狗的概念。

把母老虎引出来。

“也许是巧合。美国代表团的姓氏连成一句话——我在莫斯科郊外遇到了一只狼。”

1992年，中美就中国“复关”的市场准入进行谈判。

谈判前，美国人威胁中美贸易逆差180亿美元，中美必须在当年10月完成谈判，否则美国人将利用301条款把中国列为制裁重点国家。如果当时中国的损失达到39亿美元。中方回答，你报复我，我报复你，我让你达到41亿美元。

在贸易战即将打响的氛围下。童·广智率领代表团参加了与美国人的最后一轮谈判。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将于当年10月11日上午进行一场电视辩论。中美贸易谈判的成功对老布什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

唐·广智抵达美国后，白宫前一天打电话给他，要求会见中国首席谈判代表，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童到了白宫，发现接待他的房间非常豪华。这是美国国务卿接待国家元首的房间。

我一坐下，国务卿就告诉他，我们希望这次谈判有一个结果。美中贸易对双方都有利，美中完全有可能谈判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果。之后，他很艺术地传达了信息，说老布什有一场电视辩论。说到通广智的消息，他知道美国人很着急。

后来美国国安部的特别助理也来了。这一次，说得更清楚了:我们希望进行一场总统辩论，作为总统外交政策的外交成果，并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够达成协议。童广智听到国务院和白宫意见一致，非常高兴，但他不慌不忙地告诉美方，我们的会谈是真诚的。无论谈判成功与否，你们美国都不能轻易用人权和制裁来限制我们。这是一个贸易谈判，与其他无关。

10月10日，谈判于上午8点开始，美方谈判代表是美国贸易谈判署署长西尔斯。她是一名律师，在当时的世界上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并称为两大“铁娘子”。在美国是首长负责制，一把手不说话，别人说话也没用。西尔斯非常讲究策略。到了一定程度，她就出来做决定了。只有她有权做决定。知道这个人不是白给中国的，一定要把她逼出来。

从早上8点开始，双方就没有离开过谈判桌，渴的想喝可乐，饿的想吃汉堡。很多问题都是在不断对抗的过程中慢慢突破的。午饭后，美国代表说不行，西尔斯要去欧洲参加一个会议，三点半出发。

童广智看上去很平静，知道美国人在耍花招。他说好啊，别说话，别说话。我不是不想和你达成协议，马上让记录员写谈话记录:美方中途停止谈判。然后说，如果没有特殊要求，我们就宣布谈判结束好吗？

他说这话的时候，会场非常安静。对方副代表立即向西尔斯请示。过了一会儿，美国代表回来了，他说西尔斯要到四点半以后才走。

一个一个说吧。两项承诺非常迅速:对进口成像相机和摄影胶片减税。中国同意降税，但美国不得不同意一个条件:放宽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强化中国作为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没有这两个条款，前者就不算。其实这些都是美国方面的压力，希望把西尔斯逼出来。如果她不出来，这些问题就通不过。

最后西尔斯出来说，对不起，我刚才要走了。现在我也不走了。我们开始聊天。中方心里有谱。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直到晚上11点，双方还在为重要问题争论不休。第二天就是11号了，没有成功就谈不上了。这时候，记录员看了看表，离他在桌子底下踢童还不到20分钟。童知道他必须想出一个结果。

因为国际谈判是有规则的，你可以在某个时刻定针，谈判结束后再放表。中国的人能吃苦，成功在最后一刻。

最后美国人看不下去了，说还是讨论一下写法吧。美国写了一张小纸条说了这句话，给中国人看。中方表示不满意，再次修改。最后，美国人说不出你应该写一个，于是童小心翼翼地在一个小纸条上写下“美国坚决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加入关贸总协定”。

当美国人说美国外交史上从未使用过“坚定支持”这个词时，西尔斯的眼睛是雪亮的。她说她想问问白宫。当她说她想向白宫请示时，通·广智很高兴。白宫的底牌很清楚。后来西尔斯回来请示，就在中美谅解备忘录上写了这句话。

西尔斯说，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当时，降低关税的时间定在1993年1月1日。可以写成1992年吗？童心想已经是十月份了，也就是一个多月就可以了。那是给美国人下楼梯的，所以说没问题，写成1992年。西尔斯向他表示感谢，与他握手并签署了历史性的谅解备忘录。18个月后，9轮谈判落下帷幕，一场惨烈的贸易战得以避免。

一夜之间消失的代表团。

“谈判是妥协的艺术，是达成共识的过程。既要坚持自己的利益，又要兼顾对方的利益。不能简单的把接近对方的立场当成让步。今天的退让，可能就是明天的进步。”除非我们为谈判破裂做好准备，否则不可能达成好的协议。

1999年4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美时，原计划是签署中美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协议。然而，克林顿说，对不起，我们不能签署协议。他错误地认为他可能得不到当时国会的支持。

美国谈判团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多人都哭了，他们的失望比中国还大。

当时美国还发动舆论战，公布了一份中国不同意的所谓“中国让步清单”。中方随即澄清，美国版的中国让步无效，如果美国代表不听中方意见，就没有协议。

此事在美国商界引起巨大反响。克林顿后悔了，于是他打电话给朱镕基说:“你能离开谈判小组吗，让我们做最后一次接触，以达成协议。”

朱镕基回答说，你们美国人想达成协议时可以达成协议，但不想达成协议时就无法达成协议。我们不能这么容易受你的摆布。你做梦去吧。如果你想谈，就和北京谈。于是，中国谈判代表团跟随朱镕基总理访问了加拿大。

美国人一直在追踪中国赴加代表团，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已经给龙永图打了两次电话，询问他们是否能确定在北京会面的时间。此外，他要求中国代表团一回国就来。龙永图说，你必须给我们一天时间来适应时差。

1999年11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率领谈判小组来到北京。最初，谈判计划在两天后结束。中国对谈判很有把握，因为中美已经就加入世贸组织达成了框架性共识。

然而，第二天，情况突然变得扑朔迷离。美方采取高压手段，提出了许多超出4月份的无理要求，试图榨取更多东西。知道他们有罪，中国一个个推掉，美国人却总觉得能拿点新东西来解释当初为什么不接受这个协议。

11月13日，美国人把行李运到机场，朱镕基突然遇到巴尔舍夫斯基，美国政府立即回应，虽然谈判进展缓慢，但双方都决定继续。

到11月14日，谈判基本破裂，双方都伤了感情。美国代表团撤回了他们在王宓酒店的房间，并把他们的行李再次搬到车上。在汽车启动的那一刻，巴尔舍夫斯基突然说要在北京再呆一个晚上。

到晚上7点整，整个美国代表团突然不见了，唯一打给中方的电话就是要求中方礼宾司配合第二天的返程。

晚上11点，朱镕基问美国代表团是否与他联系过。根据朱镕基的指示，龙永图从驻华代办那里找到负责美国工作谈判的卡西迪，说经过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谈判，双方要见一次面，商量向新闻界作什么样的说明。有账户。

大约一个小时后，美国助理贸易代表给龙永图回了电话，说美方愿意在明天早上4点30分美国离开之前在一个“小范围”再次会晤。

龙永图听了笑了。如果他们真的要走，为什么他们在4: 30见面？不是10点的航班吗？7: 30和8: 30见面就行。他们要求四点半见面，三个小时足够解决所有的期末文本。

果不其然，四点半的会议结束后，美方准备好了所有谈判达成的协议，并提出要对历年达成的数百页协议逐一校对，做到严谨到每一个标点符号。这是一个重要信号，表明龙永图意识到美国确实有签署协议的愿望。在考虑了所有的后果后，他去了朱镕基总理的办公室。

但最后还是剩下七个问题，美方说中国必须接受。不接受的话，上面说的几百页不算数。龙永图说他很抱歉，但是如果要签署协议，那七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接到龙永图的报告后，朱镕基总理来到会场。他对龙永图说，看看其他问题。把它们写下来，不要啰嗦，用一张纸就行了，龙永图用一张纸就完成了。朱镕基看完之后说，我来谈谈这件事。

美国人一听说总理要来，就不再提赶飞机了。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订那天的飞机。

在谈判桌上，朱镕基开门见山地说，我不想来是中央常委会的决定。我不是来和你谈判的。我是来做决定的。我同意最后七个问题中的两个。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

这两个问题不是特别关键。谈判是妥协的艺术。但美国希望在条款中明确美国公司可以有51%的子公司从事视听和发行。这一要求是对美国之前要求的让步，美国曾希望拥有100%的全资子公司。

朱镕基说，“合资企业的股比是50%，不排除控股的可能，但不能写在文字上”。接着，巴尔舍夫斯基再次提出，她希望在关于人寿保险的协议中写一段话，反映出美方“有对合资公司以50%的股权进行管理控制的可能性”。

朱镕基坚决拒绝了她:“无论如何，这不能用文字来写。写出来会是个笑话，但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谈判接近尾声时，还提出，“克林顿总统给江主席的信中说，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取消一般保障条款和纺织品配额的要价”，希望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巴尔舍夫斯基说他无权决定，而朱镕基坚持认为“你不能用嘴说话”，“我不相信你说的话，但我仍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把它变成文字”。

最后，双方决定做一份不公开的书面记录。

1999年11月5日，经过六天六夜的艰苦谈判，中美两国终于签署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

龙永图回忆说，后来有一些批评，说我们不应该妥协，接受世贸组织谈判中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条款。这原本是针对企业的技术条款，但美国后来将其政治化，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挂钩。

当时中方首先考虑的是，希望在WTO规则下，中国企业降价低价倾销，其次也是用这一条被美方看重的条款，来换取美方在中国文化市场开放和化肥专营放开方面做出的重大让步，这也是我们当时看重的。

山那边

15年来，无论中美关系经历了多少风浪，无论美方耍了多少花招，中方始终坚持“不急不躁”的谈判原则，在中央批准的范围内，尽量做到“少给多拿”。

可以想见，对于谈判可能经历的曲折和困难，中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不仅包括在面对美国的极端压力时保持冷静，还包括像中国的一些人一样，美国人在脸平的时候会尿裤子；还包括面对美方的反复无常要有耐心，而不是掉以轻心，一触即发。

后来，龙永图说他走出了贵州的一座大山。那时候有些事情就像是走在一座山的前面，根本无法逾越。但是走了几十公里，回头一看，是一个很小的山坡。

多好的比喻。这是我们试图爬到半山腰的云。

往下看，多少波折过去了。抬头望去，山顶还很远。我们要有这种眼光，也要有这种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