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理解）
六经注释我(我注释六经，六经注释我的理解)
晚清的中国正处于巨变之中。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逐渐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再加上接连不断的农民运动，对腐败无能的清朝的沉重打击，“天朝中国”的神圣威严早已荡然无存。随之而来的是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和碰撞。有意识地吸收西学的积极成果，通过灌输其思想和思维方法，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梳理和检讨，进而重构一种全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的学术理论，即“民富、国强、民安、道和”，成为晚清学者的历史使命。
作为五经之首，《周易》的文字是独一无二的。它在占卜的话语下，有着抽象而严格的符号体系及其相关的书写体系。它是以客观世界为基础，通过观察、观察、模拟人和天地万物而形成的。因此，它的内容是广泛的，无所不包。既再现了“刚柔并济”的天文原理和“文明止于”的人文原理，又以“唯变以适需”、“顺应时代”、“穷尽至命”的思想理念作为思维方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知道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理有据，有偏见，精髓可以付诸实践。基于此，重新诠释易学，回应当时社会提出的问题，成为晚清思想家和易学家最重要的选择，因此易学转向在当时尤为明显。
第一，突破旧儒家经典，“用世界的眼光看它的形象”
中国的经学以经典诠释为主要形式，通过对古代经典的阐释和诠释，揭示天人之道和圣人之义。就体例而言，传统经学与宋学存在差异:前者擅长考据训诂，旨在发掘经典本义，与陆九渊“我注六经”相似；后者注重义理的阐发，重在表达解经者个人体悟的深意，即鲁所谓“六经注我”。两大经学流派各有渊源，互相攻讦，几经波折，一直不绝于耳。清代经学学者对这两种研究方法反复争论，就是“汉宋之争”。在易学方面，则表现为象数学派与义理学派的对立。
随着欧洲军队的接连入侵和清王朝的覆灭，清代的汉学和宋学都在努力实践儒家经典。正是这种共同的学术潮流，促成了清代中后期经学格局由汉宋对峙向汉宋合流的转变。但是，这场学术更新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在儒家经典的既定框架内的一种弊大于利的补救，还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回应时代课题、破除旧经的任务，是由晚清思想家完成的。首先，他们深入分析了汉宋经学的特点，分别指出了陈奇的优势和不足，以期取长补短。
由于经学传统的束缚和对易学狭隘片面的理解，阻碍了其自身的发展，无法面对当下剧烈的社会变革。所以，易学和经学与时代脱节，变得虚幻无用。于是，在晚清出现了一股思潮，即从检讨易学到研究经学。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加快了引进西学的步伐。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中，杭新斋是最大规模引用西学解释《周易》的人。在他看来，韩益善于训诂，善于命名事物，但不能涵盖复杂的新内容。因此，在新形势下，易学诠释必须有意识地吸收“宇宙术语”。从这个观点出发，杭广泛引用“宇宙术语”，即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法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进化论等知识来注释《周易》。
总之，中西学术碰撞交融的文化局面造就了晚清学者的宏大期待。如何使中国易学走向全球化和现代化，是他们挥之不去的问题意识。最终，他们以开放的心态、敏锐的目光和卓越的学识，在深刻审视传统易学弊端的基础上，力图以通西学的方法改造传统易学。他们使易学不再局限于传统，而成为一门全新的贯穿古今中西的易学。尤为难得的是，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中西学术的相互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我们想忍受中国文化的主观性，我们就不能墨守成规。我们必须积极应对这一历史趋势。
二。“尽己所能造一台机器”和“学习西方人的长处”
晚清学者认识到，大清帝国之所以在西方军队的坚船利炮面前如此不堪一击，正是因为千百年来的传统中学过于强调“学道”，留下了“器物”文明。这种反思使得传统哲学中的“道气之辨”再次成为当时学术界的核心话题。
毫无疑问，道与气的关系是易学与中国哲学之间一个始终如一的问题。先秦时期，哲学家们就已经对“道”和“气”进行了讨论，但大多没有把它们作为一对概念来讨论。在哲学意义上，形而上的人在逻辑上先于形而上的人，也是合乎逻辑的。但在孰先孰后的问题上，大多数儒家立刻表现出重道轻道的理论倾向。
晚清思想家在反思战争失败、探索强兵之路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要想扭转清朝国运的颓势，必须自强。最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于是，道与气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再次凸显。总之，清末学者在继承王夫之道气学说的同时，对道气之辨赋予了新的内容。在中西合璧的文化格局下，晚清道教与器物之辨的核心，本质上是精神与物质、思想与科技的关系。为了实现这种话语转换，学者们围绕中西、体与用、背景与结局等范畴进行了论证。其中，《周易》？《词序》中提出的“观象而作器”、“作器犹似象”等命题，顿时成为讨论的焦点。
同时，王韬根据《周易》的变化思想提出了“万物变化”的学说:“天若变于上，人也要变于下。”《易》云:“穷则变，变则成。”“就西学而言，兵器、机械等“器”所包含的作战方法、制造原理，就是“道”。但是，向西方学习是必经之路，最终还是要搞清楚西学之路。总之，晚清有识之士虽然对中西学术的态度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在崇尚科技、重视器物制作上已经达成共识。
与其他思想家相比，杭新斋对道与气的区分是独一无二的。他从《易经》是“明道之书”、“用世之书”的观点出发，提出《易经》用世之力的实现途径有两种:一是圣人从《易经》出发制定政治和治理之道，规范人伦，化人为俗；第二，通过观察《易经》的形象，可以制作生产、生活、文化的器具，观察并制作器具供人使用。此外，在象、数、义、理合一的易学语境中，杭重申了道与器的关系。
其实《周易》中的道是不脱离器的，器是用来载道的，理是假的，理是合理的。只有道与器一致，象、数、意、理一致，才是研究易学的正途。就像其他学者在研究中不再沉湎于穷经一样，杭新斋的道气之辨也有现实的隐忧。在道教器物被赋予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时代背景下，得出“不偏不倚”的结论，意在呼唤观念的发展和器物的创造齐头并进。极为难得的是，杭新斋在客观承认西方科技发达、物质文明欣欣向荣的同时，也冷静地看到其物欲横流、恃强凌弱、发动侵略战争、破坏世界秩序的残酷。杭对道与器或象数与义的论述是全面而系统的，应是对晚清易学和哲学的总结。
第三，“实现李逸演变的途径”和“争取改革”
晚清思想家认识到，中国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真正原因，不仅在于器物建设的停滞，更在于政治制度的千疮百孔和治国方式的根本缺陷。思想家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社会变革或政治革命，进而掀起了一股争取变革、推动革命的时代潮流。
一方面，他们从传统儒家经典中寻求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对相关内容的重新阐释，赋予其全新的时代意义。另一方面，西学的传入和广泛传播也在深化着晚清士人的改革思想。在中西学术碰撞交融的文化格局下，引用西学尤其是进化论来解释传统儒家经典中的易经学说，已成为显学。无论是革命理论的形成，还是变法细则的制定，都显示了进化论的巨大影响。进化论与《周易》“变”思想的结合，一度成为晚清变革过程中的重要话题。
杭砦也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并用它来解释《周易》。按照他的理解，进化论不是西方独有的，中国古代的《周易》就是关于进化论原理的经典。接着，杭从进化论的学术角度对《易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指出六十四卦的排列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进化史:“如果你考察我的《易经》卦爻辞，你可以看到，自世界开天辟地以来逐渐进化的顺序已经列举出来了，这不仅与西方人在进化史中所描述的大致相同，而且卦爻辞的显著特征也正如卦爻辞一样。
西方进化论的根本错误在于抹杀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以为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也适用于人类。既然《周易》思想比西方历史更悠久，理论更优越，有识之士应该为之奋斗。
第四，晚清易学的转向与现代易学的形成
晚清经学的演变也与其历史发展进程密切相关。面对清朝的迅速衰落和社会的急剧震荡，局限于经学阐释、脱离实际的传统经学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更谈不上成为救亡图存的良药。再加上西学东渐的巨大冲击，旧式的儒家经典正在消亡。在这个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刻，突破传统，学习西学，进而融会中西，成为当时士人的唯一选择。换句话说，晚清学术变革是一种历史趋势，其学术变革极其剧烈。在学术研究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上，“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为民国近代学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就易学而言，晚清易学家以其宏大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构建了一个充满现实关怀的易学体系。在深入分析两大易学流派各自偏差的基础上，我突破了传统易学研究或偏向象数训诂，或侧重义理阐发的既定框架，在中西学界将要交汇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广泛吸收西方知识，提出了“以天下观其象”的易学理论；本文从象数、义理一致、道与器的关系等方面论证了象数在易学和科技发展中的地位，并试图从《周易》中的象数展示物质文明，以扭转传统学术重道轻器的倾向，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充实强兵。以西方进化论附《易经》，否定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宣扬变法、革命等先进思想。特别是在晚清，以杭心斋为代表的易学是古代易学向现代易学过渡的标志性成果。它不仅宣告了晚清易学的终结，也标志着现代新易学的开始。
总之，晚清社会的剧变使这一时期的易学内容和方法呈现出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推陈出新的崭新面貌，从而开启了传统易学向现代易学过渡的开端。民国初年，中国文化正式转型，科学民主成为时代主题。与此相对应，学术争论的焦点是科学与玄学、中西文化的关系。同时，这种全新的学术文化语境的形成，真正实现了易学范式的转换。易学的研究方法、理念、观念和思想从儒家经典原有的话语模式转化为具有西方内涵的话语，传统的象数义理易学体系在西方话语下得到重建。
当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不可逆转的多极化世界格局下，我们面临着各种民族、宗教、文化冲突和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格局。重新审视和反思晚清易学家提出的道德与利益、思想与技术、学术与现实、西学与中学、传统与现代等问题，有助于我们重新建构新易学和新哲学，应对时代的新挑战，合理解释和解决当前中国和世界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实现文化强国梦。
